大概从成化、弘治年间起，明代科举形式就变得正规起来。

想做秀才可不容易，必须通过县试、府试和道试，任何一次考试落榜都白搭。

县试由知县做主考官，府试由知府做主考官，道试由一省提学做主考官。每次考试的规矩都不同，内容也有少许变化，道试需要考《五经》题目。

通过府试可称“童生”；通过道试可补“生员”，即为“进学”，俗称“秀才”。

在文章锦绣之地，仅一次府试，就可能有数千学童参加。

嗯，以上这些，都跟王渊无关！

由于古代行政效率低下，弘治朝确定的童子试规则，到正德年间都没有在全国铺开。

据姜准的《歧海琐谈》记载，在弘治、正德年间，一些地方考生员都还很随意。县里把读过书的报送知府，考官随便出个上联，对出下联就能通过。或者是背诵经义，能背出来的就当生员。稍难一些的考八股，都不用把文章写完，能准确破题即为生员。

咱宋公子当年考秀才，都没有惊动按察使（兼职副提学官）。他爹一个小土司，就能当主考官（仅限贵竹司），而且只出了一道题，那便是——写对联！

宋公子的对联写得不错，自然就进学做童生了。

按察使又让宋公子背课文，哇，课文背得好流利，此子真神童也，妥妥的秀才！

出现这种情况，绝不是贵州教育落后，因为再落后也不至于此。

说白了，腐败而已。

成化朝以前录取生员，都是这样随性妄为，派按察御史专门巡视都挡不住。因此朝廷才开始改革，到弘治皇帝的时候，终于确定童子试规范，但贵州依旧我行我素。

于是，席书来了！

此前贵州的提学官远在云南，由贵州按察使兼任副提学官，等于无人管理贵州教育事务。

朝廷派席书担任贵州专职副提学官，那是寄予厚望的，务必要在贵州落实朝廷的童子试政策。

耗费两年时间，席书终于破局，这次亲自组织考试。

对贵州城的学童而言，今年的县试好难啊！

“喂，你听说没有，今年县试要考八股。”

“真的？不是只默写经义吗？”

“又要默写经义，又要作八股！”

“那怎么办？我还没学过制文呢，早知道去年就来考了！”

“别慌，听说八股文只考破题。”

“破题我也不会啊，这玩意儿怎么破？”

“……”

你看，在贵州考童生多难，贵州的学童们多可怜——江南学童听了想打人。

王渊和刘耀祖提着考箱，刚到司学门口，就听到阵阵议论声。

刘耀祖顿时紧张起来：“王二，我也刚学作八股，这次怕是不能进学了。”

“没事，”王渊安慰道，“今年不行，那就明年再来，反正你还没把四书吃透。”

“嘎！”

沉沉的司学大门被推开，一个官差踏出门槛，宣布道：“提学副使有令，今岁贵竹司、中曹司、龙里司、扎佐司、贵州卫、贵州前卫……各司学、卫学、社学、私学之学童，县试与府试合而为一，考试优异者直接进学，四月与贵州诸童生参加道试！”

好嘛，前两天已经进行了考生登记，今天就要正式开考。结果突然宣布，两次考试并为一次，咱们这位提学副使不按套路出牌啊。

主要是不想应付卫所的军官，特别是汤家，其始祖为汤和之子、征南将军汤永慕。

今天就把童生敲定下来，一场考试完事儿，免得汤家跑来走后门说情。

此举明显是乱来，但无所谓。

这场考试从头到尾都不守规矩，也不差这一遭了。县试本该知县当主考官，放在贵州就是小土司当主考官，席书硬要把贵州城附近的学童都叫来一起考，他身为提学副使居然亲自主持县试。

全乱套了！

究其原因，无非是为了防止土司徇私舞弊。

一个脸上有数道鞭痕，额头肿的学童，无比紧张道：“大哥，你说我如果落榜了，那个女人会不会把我打死？”

“什么那个女人？”学童身边的少年责怪道，“即为后母，便当尊敬！”

学童捂着肿的额头，嘀咕道：“好几次把我打得半死，你让我怎么尊敬她？”

少年名叫汤冔，汤和后代，司学生员。

学童名叫汤邦，是汤冔的二弟。

他们的生母很早就过世，继母严氏凶残蛮横，动辄对其棍打鞭抽。历史上，二弟汤邦、三弟汤鼎，全都被继母打得逃离家族，只剩汤冔顽强活到成年，并且最终考上进士。

为什么要提汤冔？

这个少年是王阳明在贵州的大弟子！